訪談嘉賓

孫永平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

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是更為直接的控制指標

記者: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指出，要立足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的關鍵時期，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調控，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在近日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承諾的‘雙碳’目標是確定不移的，但達到這一目標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則應該而且必須由我們自己作主，決不受他人左右”。推動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這一變化背后的深層考量是什么?

孫永平:實行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是落實生態文明建設要求、促進節能降耗、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制度性安排。近年來，我國能耗雙控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能源消費總量增速明顯回落，在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為促進高質量發展、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應對氣候變化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能耗雙控還存在對非化石能源和能源化工發展造成約束、能源消費總量管理缺乏彈性、能耗雙控差別化管理措施偏少等問題。

從氣候變化問題的本質來看，化石能源燃燒是導致全球變暖的最主要原因，控制化石能源消費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控制碳排放，減緩氣候變化。因此，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是更為直接的控制指標，打破了能耗雙控指標對可再生能源發展和能源化工產業的約束，能夠更好服務我國“雙碳”戰略。

能耗雙控對一些地方或產業的發展形成了不合理的剛性約束，需要做出改變。目前，能耗雙控指標并不考慮能源結構中可再生能源的貢獻率和其環境價值，不利于非化石能源的良性發展。部分地區為達成能耗雙控目標，對高耗能企業進行拉閘限電，對企業運營造成剛性約束。以現代煤化工為例，煤炭轉變為化工產品，相當于煤炭形態的轉變，并不是作為燃料直接燒掉，碳排放也相對較小。即使部分煤化工項目能效已達世界先進水平，但因自身規模大、能源消費總量高，其發展被能耗雙控限制。

因此，推動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關乎“國之大者”，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由之路，是順應全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新形勢的需要。

碳排放雙控為企業綠色發展吹響了號角

記者:從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將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哪些改變?

孫永平:從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根本目的是早日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建立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能源保障和注入綠色增長新動能。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可以說是一項系統性變革，影響著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

對地方政府而言，考核指標從控碳的間接指標變成了直接指標，能促進其更好地根據當地資源稟賦發展相關產業。在能耗雙控背景下，經濟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分配的能耗指標較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面臨較大約束。從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有助于釋放西部地區綠色增長新動能，進一步推動光伏、風電、水電等可再生能源發展。在碳排放雙控背景下，“東數西算”等區域合作工程，將東部地區的高耗能需求引導到西部地區，充分利用西部地區豐富的可再生能源滿足其用能需求，從而優化產業區域布局，促進東西部協同發展。

對企業而言，碳排放雙控能夠讓企業自身技術特點選擇用能方式和建廠，引導企業全面綠色低碳轉型。一方面，由于排放指標的控制，企業對于低碳技術、清潔能源等新興產業的需求增加，能促進市場對低碳產業的投入以及新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高排放的企業積極升級產業結構，尋求附加值高、碳排放低的產品生產，傳統的鋼鐵、電力、化工等產業也不斷進行技術改造升級。碳排放雙控為企業綠色發展吹響了號角，通過政策驅動激勵企業使用清潔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碳排放，從而實現綠色低碳發展。

碳排放雙控也為碳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政策支撐。碳市場是基于總量控制的配額交易體系，有了明確的碳排放總量約束目標，碳市場的配額總量設定就有了直接依據，碳配額的稀缺性也可以進一步凸顯，從而更好地促進碳市場的碳定價功能實現，促進低碳技術創新。碳市場的發展也為碳匯項目開發提供了需求驅動。與此同時，將推動碳領域專業服務的發展，如碳資產管理、第三方核查機構、碳信用評級、節能低碳認證、碳審計核查、碳排放權交易咨詢等低碳新興服務業的發展。

科學把握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的節奏

記者:對于如何從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提出，要把穩工作節奏，統籌好發展和減排關系，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學調整優化政策舉措。現實中怎樣科學把握這一明確要求?

孫永平:轉型往往伴隨著陣痛，從能耗雙控逐漸轉向碳排放雙控，是一個涉及面廣、關聯性強的系統工程，對于地方政府和企業都需要一定的適應期和磨合期，密切關系著每個從事相關行業人員的生計。因此，雖然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轉型是一個必然趨勢，但一定要循序漸進，切忌急躁冒進。現階段仍需建立完善的能耗雙控制度，科學把握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的節奏。

明確碳排放雙控的路線圖。目前，碳排放強度下降控制政策已經實行多年，但2030年實現碳達峰以后，我國將有明確的碳排放總量目標，一些地方還沒有算碳總賬，也沒有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對于碳排放總量控制還缺乏明確的路線圖。碳排放雙控既要全國一盤棋統籌謀劃調控，也要下足細功夫落地見效。在細化、優化、差別化分解碳排放雙控目標的同時，還要從制度設計上避免“一刀切”。在碳排放雙控政策上“先行先試”，從試點區域到全國循序漸進推動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型。

盡快建立基于縣區級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現有的制度體系下，并未建立縣區級地方政府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這也就意味著無法對其碳排放總量形成約束和考核。要不斷完善監測報告制度，鼓勵企業配置監測設備，積累長期排放數據，完善數據臺賬和憑證管理，提高碳排放計算方法的適用性和排放因子的準確性，摸清控排企業排放規模、結構、類型，并根據行業和企業特點制定抽查和復查計劃，確保數據的準確性。

穩步推進碳排放統計核算的立法工作。目前，我國法律對于碳排放統計核算的法律職責和碳數據的法律權屬未有明確的界定。要加快完成碳排放雙控相關的立法進程和監管體系，加快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立法，明確碳排放統計核算的法律職責和碳排放數據的法律屬性。

把握機遇培育新的綠色低碳產業

記者:2021年7月16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啟動上線交易。當前，由中碳登帶來的“綠色旋風”，正在為荊楚大地集聚“碳能量”。在推動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上，湖北這個生態大省、制造業大省，可以在哪些方面體現作為?

孫永平:現階段，湖北在推動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上仍面臨不小的挑戰。當然，有挑戰就有機遇，湖北要盡快通過荊楚大地集聚起來的“碳能量”，借助碳金融、低碳技術和相關人才，大力推進能源轉型，推動傳統產業綠色升級，培育新的綠色低碳產業。

積極推動能源轉型，大力發展新能源。湖北可再生能源資源較為豐富，尤其是水電、風電，要進一步加快推進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光熱發電項目建設，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實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動。加快推進“源網荷儲一體化”項目和“光儲直柔一體化”項目，打造智能電網消納新能源間歇性發電，加快建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

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制造業是湖北的優勢產業，是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過去，湖北近一半的碳排放量集中在電力、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因此，湖北要狠抓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以建設全國重要的高端制造業基地為目標，進一步推進鋼鐵、有色、化工、建材建筑、紡織等傳統產業向高端化、綠色化、智能化、精細化、循環化轉型升級，加快構建高效節能、先進環保、資源循環利用產業體系。

培育新的綠色增長點，持續布局低碳行業。湖北應持續瞄準綠色低碳技術發展，培育發展綠色低碳產業示范園區，爭取一批綠色低碳技術相關的合作基地落戶，建立信貸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正面清單，拓寬綠色低碳企業直接融資渠道。依托“中碳登”搭建“湖北綠色低碳產業綜合服務平臺”，著力培育低碳新興服務業，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在各領域應用轉化。

充分發揮省級碳市場優勢，促進碳排放的減量。作為全國首批七個碳交易試點之一，湖北積極探索了碳配額有償拍賣、雙20%缺口封頂等制度設計，被全國碳市場吸納借鑒。應進一步擴大行業覆蓋范圍、推動碳市場擴容、豐富交易手段、鼓勵碳金融創新，積極推動碳減排，為未來發展留出充足的碳空間。

探索利用生態稟賦的減排新路徑，充分開發碳匯資源。湖北地處長江中游，生態優勢突出，是江河大省、濕地大省、山林大省，應充分利用省內獨特的生態稟賦，積極開展植樹造林、濕地保育、山區綠化等綠色工程，增強草原、綠地、湖泊、濕地等自然生態系統的固碳能力，走出具有湖北特色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減排行動中依靠生態資源形成“湖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