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知名的智庫組織——能源基金會的資助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開展了關于《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接入輔助服務成本補償機制研究》的研究。

該報告提及“由于電力系統的瞬時平衡性，為平衡風電出力波動，需要其他發電資源作相反波動，這就是風電出力的波動性所導致的調峰輔助服務”。對于如何界定這種服務的價值，它說“風電接入導致調峰輔助服務成本提高程度的分析主要采用有無對比法，即分析沒有風電接入和有風電接入下調峰輔助服務成本的差值，該差值就是風電接入導致調峰輔助服務成本提高的程度”。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仔細研究一下他們的算法，實際上，他們測算的是“有無可再生能源”的（剩余）系統成本差別。

我們不從市場視角出發看可再生能源與傳統機組的競爭問題，而是從成本視角看這個問題的話，這里的“可再生能源增量成本”也并不對應于其談及的所謂“相反波動”本身代表的所謂調峰輔助成本（這恰恰應該是其報告中忽略的爬坡成本以及部分啟停成本），而主要是一個減少的機組利用率帶來的平均發電成本上升問題。從報告的作者群來看，他們往往來自于中立組織與研究機構，并沒有“利益困擾”之嫌。而且，他們是長期工作我國電力行業的資深專家。

因此，我們大體可以說，在我國，所謂“風電來了，火電更困難更麻煩了，所以風電需要補償火電”仍舊是個公共理念問題，需要在公共認識的“水位”上進行更加充分透明的討論。必須指出的是兩點：

1.這一理念有部分需要給予認可的成分；

2.即使從成本為基礎而不是市場（價格）為基礎出發，這一理念也存在部分邏輯前后不一致的問題，存在著“調節成本”與“損失市場份額”的混雜。本期專欄，我們結合過去的一些研究、文獻、報告高分辨率的討論這個問題。

過去的故事

在很多場合，我們都可以看到聽到關于可再生能源進入系統之后，火電需要深度調峰的抱怨或者擔憂。比如以下：

“從成本端來看，一方面火電機組頻繁變動功率將加大排放物排放量控制難度，火電廠出于環保壓力將被迫采用更優質燃煤增加成本，低負荷工作狀態下單位煤耗也更高;另一方面頻繁調頻將降低火電機組使用率，將加速設備磨損，增加維修成本”

這其中的概念是極其混雜的，有些還是中國特色的概念。第一個技術上的描述的確是沒問題的，可再生能源是波動的，所以它進入系統，系統的上上下下的出力變化變得必要。但是，這一成本并不是“調峰成本”。這一成本國際上往往成為靈活性成本或者效應（flexibility cost or effect）。

也就是說，即使我們假設所有的機組的0-100%出力都是靈活無成本的，可以零成本上上下下的調節，那么可再生能源進入系統仍舊指向系統成本增加的方向——因為它降低了其他機組的利用率水平，而這些機組在很大程度上在無風光的時候還需要保留在系統中。這無異是系統很無效率的一種“充足性”，但是必須保持。

所謂東北的調峰輔助服務市場設計，同樣在這二者之間跳來跳去。它的基于成本補償似乎補償的是“靈活調節”那部分（其實不是），而系統成本的增加（能源基金會報告中測算的那個概念）是通過“調節了也不影響全年發電量，可以在其他時間找回來”直接過度實現的。而這本質上，相當于把這部分成本轉嫁到了那部分市場份額大的機組，從而更進一步進一步轉嫁給消費者（比如煤電該降價的時候不再降價了）。

其次，即使從成本角度，這些所謂深度調峰的補償標準都是非常主觀任意甚至肆意的。比如2018年7月《中國能源報》報道遼寧的文章稱：“遼寧為給核電、新能源發電騰空間，給予火電機組相應的調峰補償，即在核定的發電能力以下，非常規調峰后少發的電量，每度電補貼0.4元；在40%負荷以下再進行調峰的，每度電補貼1元”。這種補償的任意與高的程度簡直到了無法理解的程度。與其這樣，還不如補償風電主動棄風呢，比這個價格低多了。

我國著名能源市場與監管專家谷峰稱：在沒有現貨市場的前提下，每臺機組都有承擔用戶側負荷曲線調節的義務（出力曲線形狀=負荷側用電曲線形狀），起始點應當是全體用戶的曲線疊加。如果沒有提供與全體用戶曲線形狀相同出力的能力，則應視為購買輔助服務。

谷峰的這個說法，只要跟負荷曲線不一致就意味著輔助服務，無疑走到了“不承擔一點平衡責任，造成社會公共品無人提供”問題的對立面極端。試想，如果在某個時刻，電源A出力10，電源B出力10，而需求20得以平衡。下一個時刻，需求仍舊是20，而電源A出力變為了8，電源B出力變成了12，系統仍舊是平衡的。如果按照這種標準，電源A，B都享受了某種“輔助服務”，不知道這輔助服務的提供者是誰？——完全找不到。電力互聯系統存在的意義之一，就是能夠有效的平衡各種出力特性不同的電源以及需求，以有效率的方式促進他們的整體平滑。這里面并沒有這么多的“誰服務誰”的問題。

圖1：系統如何保持平衡——峰荷、腰荷、基荷傳統橫切方式

邏輯

理論上，基于成本的視角與基于市場價格（也就是價值）的視角是完全等同的。在長期，如果信息足夠充分透明，系統不存在任何不確定性，監管者與系統運營者具有相同的信息權力，那么二者是一致的，完全是一個如何劃分持續負荷曲線（是橫切還是縱切保持系統平衡）的問題（圖1）。

但是，這些前提往往一個都不現實。首先，系統的信息是高度不透明的。一個火電機組最小出力是多少？這個問題只有其自身明白。如果運行在某個水平上，它并不想減少出力，那么就有足夠的激勵“隱藏”自身的這個關鍵信息。

這在我國是有歷史證據的。那就是關于所謂“機組最小出力”的測算。60%也行，50%也可以，春節還能到40%。如果參與了東北“胡搞”的調峰輔助服務深調，深調的程度還能不算數，不作為技術上可以調節的更深的依據。這個事情，已經完全成為一個鬧劇。

可再生能源出現之后，由于其本身的隨機性、間歇性，以上劃分持續負荷曲線的方式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行。很簡單，系統的基荷都沒有了（圖2）。

圖2：可再生能源會使得系統剩余負荷曲線的所謂“基荷”消失

總結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調峰輔助服務”相關的一切制度安排與政策設計，即使從“成本為基礎定價”的視角，也存在著前后邏輯不一致、服務的需求者不明確、定價高度肆意、對其他機組征收完全屬于“抓壯丁”等問題。這些制度安排與政策設計，都需要“休克”療法予以廢除，即使沒有電力市場改革與短期批發市場的建設，這些調節的成本，都需要打入輸配電價（類似歐洲再調度成本（re-dispatch））或者直接轉入消費者電價的一部分，類似消費者附加的形式。因為這部分成本，在證明必要的情況下，屬于消費者受益的系統與社會“公共品”——系統的安全穩定供應與電能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