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高層紛紛表態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密集出臺扶持民企和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尤其是一系列普惠性降稅政策的出臺，直擊民營企業痛點，其意在穩定民營經濟，穩定經濟全局。

在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強的宏觀形勢下，民營經濟痛感較強的問題有哪些？目前出臺的政策措施如何緩解民營企業的經營困境？

圍繞以上問題，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研究員許召元。

記者：近期多項針對民營企業的減稅政策接連出臺，請問這些政策出臺的背景是什么？

許召元：2019年我國經濟存在周期性下行壓力，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勢在必行。2012年以后，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2015-2016年屬于經濟周期的底部，2017和2018年經濟明顯回暖，2019年又進入新的周期性下行期。從國際大環境來看，美國、日本、歐盟經濟經過2016-2018年相對繁榮的周期后，2019年經濟存在觸頂回落的趨勢，這一點在美國特別明顯，并將對我國外需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從國內來看，消費增速很可能繼續放緩。從2018年下半年以來，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居民債務杠桿率提升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已經出現了持續下降。此外，投資增速與2018年相比難有明顯回升。不過，也要看到，經過幾年調整，中國經濟已基本達到新的增長平臺，因此，這種周期性的下行將是短期的，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在此背景下，現階段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至關重要，積極減稅正是平衡經濟周期的重要舉措之一。

記者：2019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與以前相比有哪些變化與調整，為何要做這種調整？

許召元：大規模、普惠式、有力度、更有獲得感的減稅是2019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旋律。從各國實踐來看，財政政策主要有兩種基本取向，一種是政府通過擴大公共服務支出來帶動整個社會總需求的擴大，從而促使經濟好轉。另一種是通過降低稅費，為企業減負，釋放更多經濟活力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此外，也可以通過一方面增支，一方面降稅來達到提振經濟的目的。

以往我國所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基本上是以增加政府支出為主，即以擴大基建投資和擴大民生保障服務投資為主要方向。例如，2008年采取了4萬億投資計劃刺激經濟，2015年、2016年基礎設施投資力度較大，并配合一定的減稅降費措施。

2019年，為了適應新的形勢變化，政策搭配有了明顯轉變。目前推進普惠性降稅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導方向。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9年要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高層多次表態，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也都尤為重視，出臺一系列政策推進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同時，在政府支出方面著力補短板，有別于以往全面性地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政策取向的調整主要是由于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等政府支出每年新增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年遞減，相對來說減稅降費對企業的幫扶效果更為直接。這樣一來，所有企業，尤其是對稅費負擔更加敏感，而利潤又不如大企業高的中小企業，都能感受到負擔的降低。因此，可以看到今年財政政策重點從間接的增支轉向直接的減稅。

記者：民營企業目前痛感較強的問題有哪些？目前出臺的這些政策措施對緩解民營企業的經營困境會帶來哪些實質性影響？

許召元：根據調研結果來看，當前企業感受到壓力較大的問題較多，比如勞動力成本上升、招工難、市場需求不足、各種檢查較多等，其中企業痛感最強、切身感受最多的還是較高的稅費壓力。對此，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措施直擊民營企業痛點。

例如，2018年11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采取專項行動清欠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拖欠民營企業資金的問題。

新年伊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大幅放寬可享受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標準。由于所得稅與企業的最終收益直接相關，此次會議所提出的措施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一旦落實將會有實實在在的效果，體現了中央一直強調的“要讓企業有獲得感”的減稅方向。

實際上，近幾年來，國務院持續推出減稅降費政策，并取得較大成效。但是在調研中我們發現，由于民營經濟各方面成本上升較快，外部競爭壓力較大，不少企業感覺到與目前的困難相比，減稅降費力度仍然不夠，企業獲得感普遍不強，期望在這方面有更大規模的舉措。

因此，下一步一方面應當將普惠性降低稅率落到實處，另一方面政府應當大規模減少無效和低效支出，包括國有企業資本劃轉為降低社保繳費水平提高提供進一步的支持，通過政府大規模的“減支”為降稅提供更大的空間。

記者：1月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一系列新的普惠性減稅措施，目標直指小微企業，主要是基于哪些原因？

許召元：目前，在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強的宏觀新形勢下，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對困難的感受相比大企業而言更深，所面臨的困難有其獨特因素。

一是嚴監管客觀上對小微企業的影響更大。近兩年我國加強了環保、安全、質量、社保等方面的要求，這些監管的加強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客觀上對小微企業的影響更大，因為在以前各種監管較為寬松的情況下，不少小微企業在這些方面付出的成本不夠，欠賬較多。

二是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很好解決。最近一段時期，央行通過降準和加大貨幣投放，整個資金供給比以前寬松很多，但仍然存在資金從金融向實體傳導不暢的問題，銀行的資金難以傳導到小微企業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經濟下行期，小微企業的風險較大，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高度謹慎。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做好小微企業的增信工作，并提高金融部門識別風險、控制風險的能力。

三是房價過高間接增加了企業成本。近兩年在房地產去庫存實施的過程當中，不少地方都出現了房價大幅度上漲的現象，看似與民營企業關系不大，實際上房價增長過快直接提高了勞動力的生活成本和價格基準，客觀上帶來工資水平較快提升的壓力。而且沉重的房貸負擔制約了消費能力，對經濟有各方面綜合傳導效應。

小微企業可以說是民營企業的弱勢群體，本輪國務院率先推出針對小微企業的直接減稅措施，與當前黨中央、國務院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困難更加重視的思路相對應。預計下一步會有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包括進一步下調增值稅稅率、下調社會保險費等措施，不僅針對中小企業，同時也針對大企業，真正做到一視同仁，獲得感明顯。通過進一步減稅降費，助力企業輕裝上陣，實現更高質量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