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國人曾掀起一股投資歐美房地產的熱潮。很多人覺得歐美國家的房子比國內還要便宜，想把國內“抄底”“概念房”等戰術移植過去，坐等房子升值，賺一筆。可實際情況卻常是，房子到手后，不見房價漲，每年反而要倒貼很多“銀子”去繳稅、去維護，同時，房子的流動性太差，找個“下家”都難，只能認倒霉。問題的根源在于，這些人沒有充分理解房子在不同社會環境和市場環境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載體功能（以居住為中心的社會價值，以保值增值為中心的經濟價值）。

在歐美發達國家，房子的社會價值遠遠大于其經濟價值，而在我國，房子是很多家庭最主要的財產形式，經濟價值更大。可見，對國內很多經濟活動的認識和理解，在國外不一定行得通。反過來看，脫離了我國的具體國情，機械照搬和引用國外經濟活動現象和規律到國內，也不合適。

在國家連續兩年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后，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降低工商業電價5%政策延長至今年年底。可以預見，未來一個階段，降低我國工商業電價將是實現企業生產經營成本降低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有些機構為論證我國電價水平已經處于全球較低水平，就用歐美等國電價與我國開展數值上的對比。

筆者認為，開展此類對比不應該脫離我國和歐美等國的具體國情，不能機械地拿外國數據作對比、下結論，要看到數據背后的東西。

一、電價政策是在電能“雙重價值”之間權衡的結果

電能具有“雙重價值”——以生活必需功能為中心的社會價值和以生產資料功能為中心的經濟價值。在我國和歐美國家，電能作為價值載體的功能存在明顯差異。導致這種差異性的直接原因是我國與歐美國家的全社會用電結構不同，根本原因是兩者的產業結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分工不同。

簡單說就是，居民生活用電量和各行業用電量之間的比例關系。前者占比越大，電能的社會價值越大；后者占比越大，電能的經濟價值越大。相對應的，各國在制定電價政策時，都是要在電能的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之間取得平衡。

在2019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結構中，居民用電約占14%，各行業用電約占86%，其中，69%是第二產業用電（67%是工業用電）、16%是第三產業用電，詳見“先思錄”《高耗能行業都有哪些？》）；而在歐美國家，居民用電占比較高（很多國家這一數據超過30%）。

在歐美，居民用電占比越大，電能的社會價值越大，居民享受高福利、高品質生活的代價（高電價）就要更高些。在我國，各行業用電量（特別是工業用電量）占比大，電能作為生產資料（成本或費用支出）發揮作用，電費支出對企業生產成本影響越大，電能的經濟價值越大，因此，我國的電價政策制定是以保障居民合理用電基礎上，重點支持經濟發展。

二、歐洲電價概況

以歐盟為例，電價類型分為居民用電與非居民用電，各國的電價水平相差甚大。差異大，是歐盟電價最大的特點。

一是各國之間電價差異大。居民電價中，2019年上半年，最高的是德國0.3088歐元/千瓦時，最低的保加利亞0.0988歐元/千瓦時，前者是后者的3倍。可見，歐盟內部電價水平也是差異明顯，經濟較發達、生活水平較高國家的居民電價水平明顯較高。

二是歐盟國家居民與非居民電價差異大。2008年~2019年上半年，歐洲的居民用電含稅價格在0.16~0.23歐元/千瓦時（不含稅價格在0.11~0.14歐元/千瓦時），非居民用電含稅價格在0.09~0.13歐元/千瓦時（不含稅價格在0.08~0.09歐元/千瓦時）。居民用電與非居民用電的比價中，含稅比價在1.8左右，不含稅比價在1.5左右。

三是電價中的稅費比例普遍較高，各國之間存在較大差異。2019年上半年，居民電價稅費比例方面，歐盟國家多在20%~40%；非居民電價稅費比例方面，歐盟國家多在5%~35%，低于居民電價情況。國家間比較，丹麥、德國居民電價的稅費比例高達63.7%、52.3%，保加利亞是16.6%；德國、意大利非居民電價的稅費比例分別是45.1%、42.7%，保加利亞是1.1%。高福利與高電價、高稅收相伴而行。

三、幾點感想

綜上，歐盟各國電價體系受到各自的經濟、社會、政治，甚至價值觀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和歐美很多國家的國情差異明顯，直接利用歐盟的電價數據論證我國的電價水平或解釋存在的問題，如果不把相關的邊界條件說清楚，很容易誤導讀者。

首先，我國和歐盟國家電價所含稅費比例差異明顯。很多歐盟國家電價中的稅費比例遠高于我國。特別是，在2018年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10%工作中，政府大幅降低了電價中的基金與附加（平均降幅在60%以上），已經遠低于很多歐盟國家。

其次，信息透明度與壟斷環節監管水平差異明顯。也就是，造成電價差異的原因要說清楚。德國、英國以及美國等對于壟斷環節、需要通過電價回收投資的相關成本監審與定價工作，多以立法形式進行管理，輸電、配電等環節信息透明度高，流程嚴禁。

對我國電力領域壟斷環節的監管在很多方面尚未達到他們的程度。即，電價的“含水率”不同，直接對比意義不大。在分環節解析電價的構成基礎上，再分析這種構成的合理性，才更有意義。

第三，電力用戶的支付能力與訴求差異明顯。電價是依托電能商品價值的調節手段；電費是電價與用電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種消費體驗。用戶（包括家庭用戶與企業用戶）最直接的體驗是電費支出的多少，這與其支出能力、支付意愿和支出計劃相關。

我國和歐美國家的用戶在這兩方面差異巨大。歐美很多消費者、很多公司愿意為綠色電力支付高電價，因為他們有這方面的能力和訴求。在我國高載能行業全球占比多，很多企業的電費支出占到其營運成本的40%-60%，電價的一厘一毫變化影響巨大，“讓電價再低點兒”是他們的訴求。即，對各國電價高低的評價最終還是要由各國的用戶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