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信用債違約持續發酵讓民企融資困境再次凸顯。年初至本月初發生的信用債違約事件中，違約主體中小企業占比高達87%。較之于發達經濟體，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與融資“貴”相伴相生的表現尤為突出。結構性失衡決定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非一朝一夕可為。伴隨經濟轉型的長效機制調整，這一難題也無法憑借行政化手段來化解，而需要通過充分市場化來實現真正的優勝劣汰。

早在上世紀30年代，麥克米蘭爵士牽頭的委員會在調查英國金融和工商業過程中就在一份報告中就提出所謂的“麥克米蘭缺口”，即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并非完全源于可靠擔保品的缺乏，而事實上因為資本有效供給低于其有效需求。此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類似問題并非孤例。在我國，這一錯配的結構性特征或更為突出。世界銀行去年發布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報告》估計，我國中小微企業潛在融資缺口高達1.9萬億美元，分別占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潛在融資需求的42%和76%。若僅看境內人民幣貸款余額，對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除國有與集體之外的企業占比均值在五成以上。

按銀保監會口徑，截至去年三季度末民營企業貸款余額約為30.4萬億元，據此推算中小企業占商業銀行貸款余額之比約為28%。另“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貸款余額中，中小企業貸款占25%”。在直接融資渠道中，中小企業相對規模較國企不可同日而語。信用債是我國企業直接融資的主要渠道。據計算，2015年以來，中小企業累計凈融資額僅2.3萬億元，同期國有企業累計凈融資額為14.6萬億元，外資、集體、公眾、其他企業凈融資額約10.5萬億元。此外，去年以來，因經濟增速下行，總償還量明顯增加，中小企業債券累計凈融資規模僅為16.9億元。2015年至今，我國企業股權融資總規模為7.2萬億元，中小企業股權融資不足3.1萬億元。

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在資本有效供給低于其有效需求，而這自然也會推高資金價格，帶來硬幣另一面的融資之“貴”。而除此之外，我國的中小企業融資之“貴”還有別樣的注腳，其關鍵在于供給側的中介成本。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從一個簡明的可貸資金供需框架出發，對我國企業融資成本做過很有代表性的分析，給出了可貸資金供給曲線的7個原因，大多都與中介成本直接相關，如商業銀行壟斷地位導致加成率過高，銀行避險偏好提升風險溢價，貸存比指標增加交易成本，直接融資渠道不暢強化中介作用，需求端的融資“難”和特定主體利率彈性低也導致中介成本難以抑制。

數據表明，我國金融供給側資源的配置效率不高，足以影響不同類型實體企業的競爭力。

在監管趨嚴的新環境下，非標急劇收縮引發的成本上行和債務違約、股權質押風險更需高度關注。由于直接融資比重較低且信貸存在結構性錯配，中小企業對非標融資的依賴程度明顯偏高。財政科學研究院《2018年“降成本”專題調研報告》顯示，在2015年至2017年間，國企借款結構中銀行貸款占據絕對主導，非標融資規模占比僅為3%至7%，反觀中小企業，3年間對非標融資占比則分別達43.9%、38.3%、15.4%。從社融口徑分析，非標存量占比已從2015年底的16.2%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1.8%。因融資渠道受限，非標收緊進一步提高了中小企業其他渠道的真實融資成本，從而暴露出更多風險。比如，債務違約開始凸顯，中小企業企股權質押風險也在經營環境收緊和股市出現下挫的雙重壓力下不斷暴露。

凡此種種，足見破局中小企業融資困境還需長效機制。

由此，筆者認為，化解中小企業融資之“貴”的宏觀政策關鍵在于樹立長遠預期，實質重于形式：第一，壓低銀行的風險溢價，大力推進完善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建立良性的信用擔保機制，避免“互聯”、“互保”等問題可能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而降低融資成本；第二，借助資本市場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契機，簡化審批流程，暢通中小企業、新經濟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第三，鼓勵金融創新，借助金融科技、監管科技等先進手段不斷完善相關金融產品，盡最大可能為中小企業提供便捷、高效、低交易成本的金融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