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恕誠，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1993年至1998年間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1998年至2007年間任水利部部長。

　　從水利部卸任之后的五年間，汪恕誠仍然躍在水電行業。與以往不同的是，他的思考已跳出了水電的范疇，站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下，思考整個中國的能源現狀與出路問題。

　　2012年水電新春聯誼會上，年屆七旬的汪恕誠已是滿頭銀發，依然清爽矍鑠、笑容可掬。他說，他總在講一件事，就是以前水電人苦盼的水電之春已經來臨，形勢要求水電保持每年新增裝機容量1000多萬千瓦的發展速度，這就要求水電人更上一個臺階，來一個大跨越。如果安于現狀，就有愧于歷史賦予的機遇和舞臺，有愧于這個時代。

　　汪恕誠說的跨越，是指建設思想和理念上要更加注重生態平衡和生態效益；管理上更加強調統籌整個流域的綜合效益；技術上實現數字化、信息化，搞數字水利、數字水電。

　　在接受記者記者專訪時，他結合自己多年來在水利電力部門工作的經驗，以及不斷變化發展的中國實際，暢談中國電力的未來發展問題。他認為，到2050年，全國電力裝機應達到30億千瓦，并提出了6個5億千瓦的觀點，即煤電5億千瓦，水電5億千瓦，核電5億千瓦，風電和太陽能發電5億千瓦，煤氣發電5億千瓦，頁巖氣發電5億千瓦。

　　記者：黨的十八大提出，“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不是電力供應也要跟上去？

　　汪恕誠：現在要確定中國電力2050年發展目標有兩個方面需要考慮：一個是發展總量，即電力裝機容量到底要發展到多少；另一個是溫室氣體排放問題。

　　關于電力總裝機一般有兩種計算方法：一個是用經濟發展速度加上電力彈性系數計算，推算到2050年電力裝機要發展到多少。這是搞計劃的人常用的方法，大多數國家采用的也是這種方法。另一個方法是計算人均裝機。美國現在人均是3.5千瓦，日本2.5千瓦，歐洲國家大體上是1.5-2.0千瓦，中國0.9千瓦。我認為，中國到2050年人均裝機容量達到2.0千瓦還是需要的，中國屆時人口總數將達到15億，這樣就需要30億千瓦的總裝機。

　　現在全世界都很關注中國未來的能源需求，都在預測中國未來的發展，他們推算出來的數據都在35億千瓦以上，甚至40多億千瓦的都有。我個人認為，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來看，30億千瓦是需要的，我取的數字比世界各個機構及國內一些專家、學者推算的最低值還要低15%左右。目前，我國電力總裝機是12億千瓦，至30億千瓦還需要發展18億千瓦。

　　關于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現在中國發電80%靠燃煤，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這些年我國煤炭產量每年增加1.5億-2億噸，電力新增裝機8000萬到1億千瓦，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過70億噸，大約占世界排放總量的五分之一。最近荷蘭和歐盟的一個聯合研究機構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甚至認為中國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達90億噸。總之，二氧化碳排放問題對于中國電力工業發展的影響是根本性的。中國現在電力結構調整的難度已經遠遠超過發展的難度。中國政府承認全球氣溫升高不能超過2度，這就意味著承認全世界溫室氣體每年的限排總量，也即承認了至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減半的目標。西方發達國家承諾，到2050年減80%，剩下來的指標就看發展中國家怎么辦了。而中國已經是排放最多的國家，又是工業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因此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知難而上，接受挑戰，高姿態承諾，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減半。

　　記者：情況如此困難，這30億千瓦靠什么來實現？

　　汪恕誠：我的觀點是6個5億千瓦，即煤電、水電、核電、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煤氣發電、頁巖氣發電各5億千瓦。我想強調一點，任何一種發電手段都有其優勢，但也有其制約因素或者說短板，有限制發展的“天花板”。

　　記者：說到發電，燃煤發電現在比例最高，將來肯定是少不了的。

　　汪恕誠：燃煤發電的制約因素是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排放總量限制就是“天花板”。因此，燃煤機組不可能裝得太多，大體上是5億千瓦，而現在是10億千瓦，要砍掉一半，否則不能達到溫室氣體排放減半的要求。燃煤發電一噸燃煤釋放2噸二氧化碳，中國現在年產35億噸煤，其中接近60%用于發電，排放量可觀。目前中國的燃煤機組仍以每年7000萬-8000萬千瓦的速度在發展，估計發展峰值出現在2030年左右，然后要逐步壓縮，到2050年，燃煤機組總裝機不能超過5億千瓦。

　　記者：水電未來的發展是不是已經明朗？

　　汪恕誠：水力發電（不包括抽水蓄能）的“天花板”是可開發的水力資源總量，也就是5億千瓦。這里我想再次強調一下，目前水電仍是我國資源最豐富、技術最成熟、成本最經濟、電力調度最靈活的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也是最現實的具有大規模發展能力的首選能源，是可持續利用的低碳能源。

　　記者：有專家對核電的寄望很高，核電有沒有可能做到5億千瓦？

　　汪恕誠：第三個5億千瓦是核電。現在我國的核電只有1000多萬千瓦，核電的“天花板”是安全。核安全包括兩個含義：一個是核燃料鈾的來源；另一個是核電站運行過程中的安全及核棒、燃料、廢料的處理。

　　我國是貧鈾國家，鈾產量很低，世界上排在前面的是哈薩克斯坦、澳大利亞，我國排在第10位之后。最近有報道說我國在內蒙古發現了大鈾礦，這是件好事，但核燃料的貧乏肯定仍然是制約因素之一。

　　核電的一個很大優勢在于發電的均衡性。核電的年利用小時數可達8000多小時，火電約5500小時，水電3300小時，風電約2000小時，在中國，核電肯定是要發展的，不發展解決不了中國的能源問題，但核電站的安全又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核電機組一般每臺100萬千瓦，5億千瓦就是500臺，如果將其在全國各省撒開，一旦出事故后果不堪設想。因此我建議，在我國西部的沙漠或深山無人區建設核電城，一個城裝機1億或2億千瓦，用超高壓特高壓將電能穩定東送。這樣，即使有個別機組發生事故，也不會造成核污染擴散，可大大減少損失。

　　我曾去烏克蘭訪問，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竟然建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水源水庫的上游，因此雖然核事故已過去了這么多年，自來水的檢測指標也已正常，但很多人仍不敢飲用，其影響和損失是巨大的、長遠的。另外，核事故造成的核輻射看不見摸不著，半衰期還很長，最容易受傷害的是兒童。因此，我反對在任何河流的中游和上游修建核電站，搞核電到西部（甘肅、青海、新疆、內蒙古）無人區去搞，然后用超高壓特高壓送出來。

　　記者：風電和太陽能等新能源發電呢？

　　汪恕誠：第四個5億千瓦是風電和太陽能。風電和太陽能的“天花板”是它的不穩定性，因此其裝機容量占電網總容量的比例不能超過某個數，否則電網調度很困難。最初丹麥、荷蘭說不要超過5%，后來歐洲電網聯網了，可以做到不超過15%。

　　為什么有這個比例要求呢？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1000萬千瓦的風電場，有風時1000萬千瓦發電了，但同時就得壓掉1000萬千瓦煤電，因為用電負荷是一定的。可是又不能不建這1000萬千瓦的煤電，因為風電隨時可能沒有了。這樣，因為風電，一些火電裝機就成了電網的備用機組。這個事情很麻煩，一方面這些電廠的經濟效益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煤電機組也不是說停就能停的，調度上很困難。正因為如此，以目前的技術水平，風電和太陽能裝機占電網總裝機的比例很難超過15%。另外，風電、太陽能年利用小時數過低，不宜遠距離送電，否則經濟上很不劃算。

　　記者：幾種發電手段基本上都說到了，剩下的10億千瓦也不是個小數目。

　　汪恕誠：第五個5億千瓦是煤氣發電，采用IGCC燃氣蒸汽聯合循環機組發電。最近清華大學倪維斗院士寫了一本書叫《困局與突破》，提出“IGCC+多聯產+CCUS”是中國二氧化碳減排的戰略方向。我非常同意和贊賞他的觀點。這里CCUS是指二氧化碳的捕捉、利用和埋存。我們現在比較注意從煙氣里收集二氧化碳，由于其濃度低，收集成本很高，還會降低發電效率。而在IGCC多聯產系統中，從煤氣化后的合成氣中捕捉高濃度、高壓的二氧化碳相對比較容易，所耗費的能量與成本比從常規電站煙